- 动物雕像有什么用
- 历史上有哪些暴殄天物让人扼腕的事件
- 拉马克学说与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比较
- 屋里的动物都成标本了为什么
- 阿龙的宝藏里有什么
- 逆水寒动物雕像有什么用
- 什么是动植物明信片
- 民间收蔵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民间收藏的
动物雕像有什么用
历史上有哪些暴殄天物让人扼腕的事件
转自知乎忠君爱国洪承畴
1931年“”后，日本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开始劫掠东北地区的珍贵文物。日本宪兵以“保护”为名闯入沈阳故宫，将清代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及全套《大清历朝实录》掠往日本。
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后，将承德避暑山庄作为，将罗汉堂改为库，在山庄内建靶场，拆掉古建筑90余间。
1935年，日本以建热河珍宝馆作幌子，为掠夺文物打掩护，把从各地抢来的文物先分门别类在珍宝馆展示，然后再伺机运回日本。这些被劫送日本的文物中，包括大小金铜佛，各种镀金、镀银佛，各庙的丹珠经、甘珠经等等
沈阳的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院奉天分院1935年后所藏文物资料已达三万七千八百多件，遭日本洗劫后，损失一万八千余件，到1946年国民党国立沈阳博物院正式接收时，仅有文物资料9857件，其中考古资料陶片、石器占6000件之多，达总数70%以上
1937年“”爆发，日本对博物馆事业的破坏从东北向华北、华东和华南等地区扩展。八月初，侵华日军攻克天津，占领了位于天津的河北博物院，对该馆收藏的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和破坏。虽1939年重建该院，但由于“文物大量被毁，只得借展品展出，其规模、质量大不如前”
日军占领天津后，为打通津浦路、平汉路和陇海路沿线交通，又对豫、皖、苏地区发动了强大攻势。1938年5月河南开封陷落，河南省立博物馆一度成为日军驻扎的兵营，馆内文物、设施惨遭破毁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刚向社会正式开放 ，仅半年的上海市博物馆遭受日军飞机的猛烈轰 炸，馆舍墙角被炸去一片，所有门窗玻璃全部破 碎，馆藏文物遭到厄运。上海市博物馆事先寄存 于上海法租界震旦大学的重要文物虽未毁于 1937年的战祸，却在1943年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区 时，落入日伪之手。战争胜利后，上海市 博物馆追回被劫文物，经清点缺少 16568件。同 在上海的松江县博物馆，也在1937年的日军炮毁。
上海失守后，日军沿沪宁线长驱直入，进攻南京。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日军进城后疯狂，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南京朝天宫博物馆库房未及时转移的藏品也为日军所获。南京库存古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运出16681箱，城陷时库存未及运出者2953箱。1938年6月，日军特务打开575箱，清点所得文物8096件。为了掠夺更多的珍贵文物，日本还从国内派遣专业人员到南京，对存留于南京库房的藏品进行数次的所谓“清理”，将其中的珍贵文物挑出，分批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从敌伪手中只接收回文物2776箱，缺少177箱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留于南京的文物也损失1679件。如由考古学家曾昭燏藏在南京傅厚岗34号的古物86件又1箱，书籍55件又2柜，还有古服饰衣物等，都军搜掠一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于北平并由王振铎保管的文物，计书籍拓本字画类、器物类共88件，原由北平研究院代管，北平沦陷后，这些器物全部被劫！
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周边的区域也进行大肆掠夺与破坏。1938年，江苏南通沦陷后两个多月，日军进驻南通博物苑，苑内绝大部分藏品军劫毁。据《南通博物苑品目》登录册记载，至日军侵占南通前夕，南通博物苑拥有品物总计10023件，包括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和历史文物，还有名花异木、珍禽动物等“活态标本”。解放后仅找到100余件抗战前南通博物苑藏品，其余的绝大部分都军劫毁。“被劫毁的藏品中有许多十分珍贵的稀有物品，如三叶虫、货币虫、侏罗纪羊齿植物、白垩纪植物、古世界背立罗温化石；商父佳鼎、周辛父剑、汉雷纹罍、梁武帝时铸的释迦牟尼像、唐宫乐器雷琴、唐人写经（四卷）、永乐大典（一本）等……”
与南通邻近的无锡博物馆也难逃厄运。1937年11月25日，日军攻占江苏无锡，放火延烧十多天，“祠堂、名胜建筑2015间”以及“名胜古迹场所保留的文物都毁于大火”，“无锡县立博物馆有金石、雕刻、书画等各类文物，两千多件文物军洗劫一空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原从北平迁到南京的文物已不安全，不得不再次迁移。1937年8月开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库存文物分装为16699箱（其中还有颐和园、古物陈列所、国子监所藏文物622箱），水陆并举分三路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其中一路在宝鸡火车站卸车时，由于难民潮涌，秩序混乱，发生撞车事故，部分文物被震毁。而水路上首批运达重庆的文物存放于四川禁烟局仓库。后该仓库严重坍毁，压损文物7箱。此后这批文物又先后存放在重庆市内不同的仓库，由于仓库简陋、储存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发生霉变，其中一箱殿本《图书集成》彻底毁损。
1939年以后，国民战时首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空袭，存放于重庆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只得再度往四川乐山搬移。转运途中，数箱文物失手坠地、滑落水中，数艘装运文物货船迭遇触礁、船舱进水，又遭受雨淋等。运抵乐山后，储存条件恶劣，仓库渗漏，又遭白蚁危害等，部分文物损毁严重。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在运回南京途中，不时发生撞车、颠覆、遇雨、落水等事故，严重受损文物达120余箱
如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日军攻陷杭州之前，馆长董聿茂将馆藏的一些重要文物标本秘密寄存于余杭林牧公司仓库，剩下的一些参考物品让博物馆员工随身携带，分头转辗于富阳、兰溪、永康、丽水、松阳等地。但未曾想到日军攻占杭州前，首先占领了林牧公司，博物馆保存在那里的一批重要藏品，包括瓷铜玉石器物、明清名家书画精品，以及自然科学部方面的全部植物系统标本三万余件，均遭日军焚毁，“损失之巨，至可痛惜！”而随博物馆员工携带的藏品，由于员工在转移途中的精心呵护，没有损坏。战前，浙江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有藏品6万余件，抗战胜利后，只剩下3万件（其中还包括战后新征集的藏品）。
又如广州市立博物院1937年已有藏品两千多件（分古物、美术品、民族民俗物品和自然标本等四大类），1938年日军进攻广州，广州市立博物院将珍贵藏品先就近寄存于红十字会广州分会，后又转至市内的一所学校，最后又转移至法国天主教堂，部分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等不便搬迁的藏品依然存放于博物院内。广州沦陷后，博物院馆舍“镇海楼”军用作兵营，1939年日伪又在广州番禺堂另辟广州博物馆，将原存放于镇海楼博物院内的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等迁到番禺堂，又将寄存在法国天主教堂的珍贵藏品全部搜查出来，以办博物馆为名强行夺走。1945年日本投降后，广州博物馆在清点伪博物馆移交的展品时发现，那些有价值的珍贵藏品都早已本掠劫，剩下的尽是些无价值的物品
也有博物馆在馆藏转移的过程中，因为路途颠簸、气候不定、日军封锁等严峻形势而造成了许多文物一定程度的损坏，甚至在路途中丢失。如在南通沦陷前夕，南通博物苑主任胡履之、会计葛进夫从苑中选取重要物品50余件，书画43轴，转移到了南通乡下村民家中。但后来为了躲避日军下乡的搜索，村民把字画埋藏于田中，虽未被搜去，却大部分字画都遭到潮损。到解放后地方主管部门接收时，这些字画、法帖都已烂毁
又如广西博物馆1935年馆藏已达两万多件。1939年11月15日，日军从广西钦州湾、龙门港登陆，进攻南宁。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广西博物馆奉命在沦陷前将博物馆疏散到田东、天保（今德保）县等地，馆藏文物藏于岩洞之中。1940年南宁市克复，遂将藏于天保山洞中的文物运至桂林的七星岩洞内收藏。1944年6月日军大肆进犯湘北，湖南长沙、衡阳相继失守，桂林吃紧。博物馆又奉命向平乐、贺县疏散，遂从收藏于七星岩洞内的藏品中挑选出价值高、体积较轻巧者，打包装箱运往平乐、贺县。馆藏文物的两次疏散，造成了大量的文物失散。尤其是从桂林向平乐、贺县疏散时，不得不放弃不便运走的文物。抗战胜利后，虽然省教育厅拨巨款收购战时散失文物，但收效甚微。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6月，仅收购到失散文物192件
在山西、福建、广东等地，民间收藏品也同样遭受劫掠。1938年4月8日，日军入侵山西襄垣县城后，“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众多文物被抢夺
1938年5月11日，日军在厦门地区，“进入民居抢劫财物，古玩字画，一见即拿，洗劫一空”
1938年6月，日军土肥原贤二所属合井部队在开封查抄冯翰飞住宅，劫走《吴道子山水》立轴一幅、宋画《婴童戏水图》立轴一幅、《王石谷山水》立轴一幅、《戴醇士山水》立轴一幅
1944年1月17日，日军进犯广东南雄县城，将城内多家店铺的古玩、字画等“尽劫一空”。同年秋，日军侵犯广东怀集，大肆抢劫财物，“图书、古玩损失2210千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顾颉刚教授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字画、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军掠夺。计有碑帖30件，金石拓本100种，字画40幅，150方，古钱650枚，古镜3枚，石刀2件，古经2卷，明清善本6000册，印谱20部，小说唱本3000册
除了掠夺地面文物之外，来自日本的一些学术团体、大学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在日军保护之下，还在沦陷区公开盗掘的地下文物。
1931年至1934年，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劫走了一批珍贵的渤海遗物。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盗掘了元上都遗址，将劫走的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队还对我国辽代遗址进行发掘，将在辽祖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阿保机夫妇玉册残简等珍贵文物，盗运东京
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派出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首的考古队，开始对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1938年到1944年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又先后7次到山西云冈石窟进行考古调查，并进行两次窟前考古发掘，所获资料全部运往日本。水野和长广根据这些资料料编写了《云冈石窟群》（1941年）、《大同石窟艺术论》（1946年）、《云冈石窟》（1950年）等著述
1938年5月，日本庆应义墅大学派出三支打着“学术旅行队”旗号的考古队，分别到的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进行地面和地下文物的搜寻掠夺。1938年5月6日，以松本信广为首的考古队发掘了河南安阳后冈及高楼庄遗址，1938年6月18日到21日，发掘了杭州古荡石虎山遗址和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文物全部被掠往日本，为日本庆应义墅大学文学部所收藏
引自
《日军侵华对博物馆事业的破坏》
吕建昌 扈颖钰
吕建昌（1954-），男，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文物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
扈颖钰（1990-），女，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拉马克学说与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比较
两种学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对于进化这一命题,基本的问题只有两个：“变与不变”、“假如变,那么如何变”.在前一个问题上,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回答是一致的,但对于后一个问题却出现了分歧,也就是说两人对改变的机制所做出的解释不相同.下面从细节上分析相同点与不同点.
两位学者的结论都来自于对事实材料的分析和综合,从而我们可以断言,他们的结论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1799年,拉马克在他的“无脊椎动物”课程学年开场白中仍然表明物种不变,这种思想观点是从植物学家de Jussieu和林奈学派沿袭而来的.但随后拉马克于1800年5月11日的讲演中展示了他的进化学说,其中已经包含了他的著作《动物哲学》（1809）的基本要点.有不少研究拉马克的历史学者往往掩卷自问是什么新的发现促使拉马克在1800年接受了这种新观点.据Burk Hardt（1977）研究：拉马克在18世纪90年代末期,他的好友Bruguiere去世后接管了巴黎博物馆的软体动物部分的收藏.当他开始研究这些既包括化石又有近代软体动物的收藏品时,发现不少贻贝和其它海洋软体动物的现存种和化石种很相似.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可以将早期的化石和较近的第三纪地层的化石按历史年代自现代种开始排成序列.在资料相当完整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排成几乎不间断的种系谱.[5]正是这方面的研究,坚定了他的进化思想.在环球航行时,达尔文在生物和地质方面的研究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旅行日记.达尔文在1837年环球航行结束时,其进化思想就已经初步形成,但他出于对科学的认真态度而不轻率的下结论,坚持继续占有大量的事实资料,研究了家养条件和自然条件下的变异、种系发生与绝灭、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以及自然选择学说的难点等等（从《物种起源》中可以看见极其丰富的事例）.直到1859年,他收到生物学家华莱士与他的想法一致的论文时,才同意出版了《物种起源》.
早在16世纪,文艺复兴后人们出于对于自然科学的渴求,就已经开始在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形态学和分类学、古生物化石和地质学方面,积累了相当程度的事实材料.到达尔文时代,在大量的事实材料面前,物种可变的命题已经无可辩驳了.但对于变异的机制和进化的动力,两人分歧明显.在这个问题上,两人唯一的一点相同之处仅在于,达尔文对“获得性状遗传”持中立态度：他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中明确提到“习性和器官使用和不使用的效果”[1].
拉马克认识到了变异的普遍性,但否认了变异的随机性：“拉马克认为引起进化演变的首要原因是谋求更加复杂化（完善）的天赋.‘在相继产生各种各样的动物时,自然从最不完善或最简单的开始,以最完善的结束,这样就使得动物的结构逐渐变得更加复杂.’这种趋向于更加复杂化的倾向来自于‘上帝所赋予的权力’.”[5]可以看到拉马克把变异认为是定向的、出于某种需要而发生的.达尔文则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中写到：“相似的变异发生在不相似的条件下,而不相似的变异发生在相同条件下……不定向变异比起定向变异,是在改变了条件下的更普通的结果”.他还在《自然条件下的变异》中写到：“个体差异是指同一父母的后代中出现的许多微小差异……个体差异十分重要,而其常常是能够遗传的……经验最丰富的博物学者也会惊奇地感到变异的事例如此的多……”.[1]可以看到,达尔文除了认识到变异的普遍性之外,已经在变异的随机性（不定向）方面有了很深的认识,相比之下拉马克的认识就要显得局限了.
达尔文和拉马克都看到了环境对于生物进化的作用,但对于进化过程中环境与生物的关系的细节上,以及生物本身的作用,达尔文与拉马克的观点却不相同.“拉马克认为引起进化演变的第二个原因是生物对环境的特殊条件做出反应的能力.拉马克说过,如果趋向于完善的内在冲动是进化的唯一原因,那么就只会有一条笔直的序列引向完善.然而在自然界中我们遇到的却是在种与属中各式各样的特殊适应,并不是笔直的序列.拉马克认为这是由于动物必须永远与其环境取得全面协调的缘故,当这种协调遭到破坏时,动物就通过它的行为来重新建立协调关系.”[5]可以看到拉马克认为环境变化是进化的起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生物自身的需求：一种趋于完善的需求.让我们来看看达尔文的说法,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中：“生活条件以两种发生作用变异,作用于整个机制或作用于某个部分……外界条件的性质和生物本身性质相比,在决定每一变异的特殊类型上,其重要性居于次……不可遗传的变异无关紧要,但是能够遗传的结构上的差异……重要性不可估量”.在《自然条件下的变异》中：“这种变异似乎是独立于生活条件之外的……对于物种是无用的……原种与变种……能够用中间连锁把任意两个类型连接……变种很兴旺并超过了亲种,它就会被看为物种,而亲种被列为变种……也许会被取而代之”.[1]此外还提到了物种改变破坏了生物分布,从而改变了环境并影响了竞争条件.显然达尔文的观念是把变异与环境分开来看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达尔文和拉马克在进化机制上的根本区别：拉马克认为环境及其变化在顺序上居先,它们在生物中产生需求与活动,而后出现适应性变异；达尔文则认为首先是随机的变异,然后才是环境的有次序的活动（自然选择）；变异并不是由环境直接或间接引起的.
对于进化的动力（或机制）,两人的分歧就更大了.拉马克学说中的基本要点是认为进化的内在动力是“满足需求的努力改变了动物个体的行为与结构”,“某个部分实属必要的新需求的形成确实促成了该部分的存在,这种存在正是为了满足新需求而努力的结果”.（《动物学哲学》）[5]关于器官用进废退的观点自古有之,拉马克对这一观点给予了更加严密的生理学解释：在每一个尚未超过发育限度的动物中,任何一个器官使用的次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就会使那个器官逐渐加强,发展和扩充,而且还会按使用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地增强其上述能力,这样的器官如果长期不用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削弱和被破坏,日益降低其能力,直至最后消失.[4]另一方面,对于获得性状的遗传：由于动物族类长期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条件影响的结果,也就是由于长久使用（或长期废而不用）某一器官的结果,使得动物个体获得或失去的每一种性状都通过繁殖传给由此产生的新个体,只要所获得的性状变化对雌雄两性都是相同的,或者对凡是生产幼仔的动物都是相同的”（《动物学哲学》）.[4]拉马克没有谈过新获得的性状是通过什么机制而遗传的,而对拉马克进化模式的详细分析表明这模式是极其复杂的,但他回避了最主要的难点却有失严谨.相比之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体系就显得十分完整,而且他在《物种起源》中并不回避可能对他的学说有害的争议,他十分自豪地称他的《物种起源》为“一部长篇争论”,全书论证了两个问题：“物种是可变的,进而生物是进化的”、“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由第一个问题可以明确得到“共同祖先学说”,而这时拉马克所忽略的；第二个问题阐述的就是“自然选择学说”：过度繁殖、生存斗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同时达尔文还提到了学说的三个难点：第一是缺少过渡型化石；第二是自然选择的时间漫长对应地球的年龄问题；第三个最致命的困难是当时没有合理的遗传机理来解释自然选择.但通过百年以来的研究,三个困难都被很好的解释了.
在著名的长颈鹿例子中,拉马克是这么解释长颈鹿的长颈由来的：长颈鹿的祖先经常伸长了脖子去吃树高处的叶子,脖子受到了锻炼,变长了（用进废退）,而这一点可以遗传并得到加强,因此其后代就要比父母的脖子长一些（获得性状遗传）,经过一代又一代,长颈鹿脖子就越来越长.然而在达尔文看来,长颈的由来,并不是用进废退的结果,而是因为长颈鹿的祖先当中本来就有较长脖子和较短脖子的变异（过度繁殖,变异来源）,在环境发生变化或食物稀少时,脖子长的因为能够吃到较高处的树叶子而有了生存优势,脖子短的因为食物少而被逐渐淘汰（生存斗争）,一代又一代选择的结果,使得长脖子的性状在群体中扩散开来,进而产生了长颈鹿这个新的物种（适者生存）.
屋里的动物都成标本了为什么
屋里的动物成为标本可能是因为它们已经死亡，而标本可以用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展示或者装饰。
标本可以帮助科学家研究动物的解剖结构、行为习性和进化历史，从而增加对动物世界的了解。此外，标本也可以用于教育展示，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保护动物。
装饰方面，标本可以作为艺术品或者收藏品，展示人们对自然界的热爱和追求。总之，将动物制作成标本有多种用途，可以促进科学研究、教育和文化传承。
阿龙的宝藏里有什么
逆水寒动物雕像有什么用
逆水寒动物雕像具有一定的装饰价值和文化内涵。
1. 首先，逆水寒动物雕像可以用来装饰室内或室外的环境，增添美感和艺术氛围。
它们往往以精美的工艺制作而成，可以成为住宅、公共场所或景区的点睛之物，让人们感受到独特的艺术魅力。
2. 其次，逆水寒动物雕像还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
不同的动物代表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和寓意，可以传达特定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或神话传说。
这些雕像可以成为人们传承文化、了解历史、展现特定集体记忆的媒介和符号。
3. 此外，逆水寒动物雕像还可以用于宗教仪式或庆典活动中。
在一些宗教信仰和传统庆典中，动物被视为神圣的存在，雕像被用来崇拜、表达敬意或庇佑。
它们可以起到联结信仰群体、提升仪式氛围的作用。
综上所述，逆水寒动物雕像既有装饰美观的功能，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一定的宗教意义，给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体验带来了丰富多样的体验。
什么是动植物明信片
民间收蔵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民间收藏的
民间收藏经过八，九十年代的市场兴起，在2000年前后进入高峰，其标志事件就是"鬼谷子大罐″的成功上拍，刺激了人们的收藏热情，以后进入了所谓的"亿元″时代，虽然其中含有一定的水份和泡沫成份，但是可能也是继房地产以后的新的投资热点。
与民藏有所关联的拍卖行业也可能通过不断的淘汰和调整，使得假冒伪劣无处盾形而出局。民间的收藏群体也是在重新的组合与分类，也有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使得藏品不在多而在于精，达到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更好的平衡。虽然说民藏是有许多精品存在，但是上拍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情，建立博物馆可能是一部分收藏家心中的理想，但是投入大，时间长，面临的问题会很多，比较难于进入良性循环，容易虎头蛇尾。当然今后受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影响，珍贵的艺术收藏品会有一个好去处，会有灵活的抵押，变现的方便，使民藏真正受到重视，也使艺术品市场规范，活跃起来。
